记者走访了7家同性恋矫治机构,发现现实比想象更荒谬

他好了几年的男朋友,被家里要求结婚,男友与他分手。当时,他就觉得,做一个同性恋太累了,社会压力,家庭压力,各种压力。2012年,他选择了一家位于深圳的心理诊所,挑了一个效果最猛,听说也是最有效的治疗套餐——套头电击。

在诊所的小黑屋里,咨询师给他放一些男男那方面的影片,等他有反应时,就出其不意地电击他。这样的治疗持续了一两个月,慢慢的,他对男性失去了兴趣,对女性也丧失兴趣,对性的欲望,完全没有了。他天天做噩梦,整个就是精神恍惚的状态,工作也丢了。

文 | 王彦入

编辑 | 王珊

电击仪朝燕子手臂戳了一下,电流划过身体,燕子大叫一声,吓得从沙发上弹跳起来。那是2014年,同性恋者燕子前往一家心理咨询机构,接受同性恋扭转治疗。

他跟随咨询师走进一个小房间,房间铺着木地板,里面摆放着一张沙发,他听从咨询师意见,躺在沙发上,接受催眠。咨询师不断灌输,同性恋很乱,你需要改。

燕子闭上眼睛,匀速呼吸,咨询师指引他,想象与同性发生关系的情景,若有反应,便动动手指。燕子跟随指引慢慢进入状态,在他卸下防备,还未动手指的情况下,电击仪戳到了手臂上。

“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”对面的咨询师笑着对他说。

当年,燕子在北京起诉了上述机构,法院判决,该机构承诺可以进行治疗属于虚假宣传,并称,同性恋并非精神疾病。经媒体报道,燕子的遭遇引发关注,该案成为中国“同性恋矫正治疗”第一案。

但矫治机构并未随案件落幕而倒闭,在燕子的后续调查里,截至2017年12月底,全国仍有112家医院与诊所在开展同性恋矫正治疗。矫正方式包括电击、画符、催眠、卖性药等。

2018年,燕子结识了艺术工作者武老白,他将这一数据告诉了后者,“当时我第一个想到的是,杨永信。”武老白说,“就觉得这种荒诞的事情,居然有很多三甲医院(在做),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医院呢?”

武老白开始走访调查,并于2018年11月发起了《恋人》项目——一个针对同性扭转“治疗”的抗议计划。武老白与发起者选取了三句代表同性恋群体真实处境的标语,印制在三辆货车上,从上海出发,沿途拜访不少于7家已证实在做扭转“治疗”的机构。

货车开过南京  雷一鸣 摄

目前,三辆货车已开过上海、南京、济南。“现实的遭遇比想象中更加荒谬”,武老白说,这让他更加坚定,要继续走完全程,让更多的人“知道这样荒谬的事情的存在”。

以下是武老白口述:

电击、吃药、催眠

2017年,一位叫林壑的网友通过网络购买了我的画册,我们加了微信。他经常在朋友圈发表一些观点,我感觉还挺尖锐的。后来知道,他是一名同志,同时也是一名警察,但和我想象中警察的样子不太一样。

2018年,我想通过一些创造式的艺术理念,把一些话题打通。我想到了林壑。我当时很感兴趣,林壑在这样一个双重身份下,有权力意味身份的一个人,如果来为少数群体做一些东西,他是怎么想的。但当时,具体如何操作,问题指向哪儿,还不太清楚。只有一个大轮廓,知道是关于LGBT问题的。

后来认识到一个朋友——燕子,他在2014年做了第一起(同性恋)扭转治疗的案件,交流的过程中,他说,现在仍有很多扭转治疗的机构,当时我就觉得,这种荒诞的事情,居然很多三甲医院都在做,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治疗呢?

我开始做一些调查。

燕子给了我一份名单,名单显示,截至2017年12月底,全国仍有112家医院与诊所在开展同性恋矫正治疗。矫正方式包括电击、画符、催眠、卖性药等。我拿着名单,通过电话和网络检索,复查了一遍。

期间,在一个互联网医疗APP上,我输入同性恋,相关信息有九千多条,很多人咨询,能否扭转同性恋。我记录下那些回答“可以”的医院、诊所,挨个打电话核实。

一家上海的心理咨询中心,得知我想做扭转治疗,为我推荐了他们的中心主任,她说,主任在这方面有十几年的经验,是一位治疗效果非常好的老师。当我问她,能成功吗?她说,只要你想,就是可以治疗的。一个疗程十二个小时,优惠价一万块。

另一家位于上海的心理咨询机构,为我介绍了他们的成功案例。他说,他们接待过一位男孩,二十多岁,跟女孩可以像姐妹一样玩在一起,但对她们没有感情,相反,男孩对年龄较大的男性,反而会产生感情。经过他们的(心理)咨询,不到一年时间,效果出来了。男孩愿意结婚了,和女孩子结婚,这就成功了。

还有更瞠目结舌的。一家广西的心理诊所说,同性恋是上辈子积留下来的孽缘。很难想象,一个拿着证的心理咨询师,一个心理机构,会这样去说。

我还采访了包括燕子在内的三位当事人,他们都接受过同性恋扭转治疗,有的是药物治疗,有的是电击治疗。

比如阿言,他好了几年的男朋友,被家里要求结婚,男友与他分手。当时,他就觉得,做一个同性恋太累了,社会压力,家庭压力,各种压力。2012年,他选择了一家位于深圳的心理诊所,挑了一个效果最猛,听说也是最有效的治疗套餐——套头电击。

在诊所的小黑屋里,咨询师给他放一些男男那方面的影片,等他有反应时,就出其不意地电击他。这样的治疗持续了一两个月,慢慢的,他对男性失去了兴趣,对女性也丧失兴趣,对性的欲望,完全没有了。他天天做噩梦,整个就是精神恍惚的状态,工作也丢了。

另一位朋友星宇,读高一时,家人发现他是同志,暑假时,送他去了心理诊所接受扭转治疗。除了电击,他还要面对心理疗法。咨询师不停跟他讨论往事,试图通过寻找所谓的心理创伤、童年阴影,来确定是什么让他变成了同性恋。

那段时间,他陷入了自我怀疑。

现在,星宇已读大学,他没办法跟人面对面长时间交流,也不再相信心理医生。我给他打电话聊天,他会长时间沉默。

类似的当事人,还有很多,但他们都不愿意站出来讲述,一个是担心家庭,一个是不想再重新揭开自己的疮疤,治疗对他们来说,实在是太痛苦了。

了解完这些信息,我与林壑决定,发起一个针对同性恋扭转“治疗”的抗议计划,也就是《恋人》项目。为什么要叫恋人,就是同性恋也好,异性恋也好,大家是因为爱情才在一起,爱情没有对错,爱情不需要纠正。

我们的构思是,选出三句代表同性恋群体真实处境的话,印制在三辆货车上,从上海出发,沿途拜访不少于7家已证实在做扭转“治疗”的机构。

第一句话是“为一种’不存在的疾病’治疗”,它取自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驻美洲的办事处泛美卫生组织发表的一份英文声明。它指出,同性恋性倾向是人类性向的其中一种正常类别,同性恋本身并不是一种疾病或不正常,无需接受治疗。

第二句话“《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》仍保留’性指向障碍’”,指的是2001年,同性恋去病化后,相关文件里遗留了“性指向障碍”的小尾巴,导致很多医院将扭转治疗归到这个名词下,无法管制。

第三句话“19年了,为什么?”则想质疑,同性恋去病化十九年后,针对同性恋的扭转治疗为何还存在?

这种创造性传播方式,是受电影《三块广告牌》的启发。《三块广告牌》(女主角)提出问题,质疑问题,跟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相似。用这样一种创造式语境,让更多人参与讨论,引起大家共鸣。

最初制定的路线是从上海出发,经南京、济南、天津、北京、石家庄、驻马店、合肥,最后返回上海。

出发去上海前,我通过一个APP,找到了三辆红色货车。其中两位司机,并不认可我们。他们看到那三句话,尤其是“性指向障碍”里面有“性”的概念,加上翻我朋友圈,发现我在做同性恋活动,对我就特别恐惧,认为这是一个圈套,比较危险。

我特意在出发前找了他们吃饭。解释了一下性指向障碍是什么,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,并且告诉他们,这是艺术活动,出现任何问题,我来承担,跟他们没有关系。他们才慢慢理解,最终成行。

济南站,武老白与同行友人商量出发事宜。赵崇为 摄

把直变弯 把弯变直

我们是1月11号上路的。我一直坐在货车的副驾驶,说实话,很紧张,不知道会遭遇什么,整个人表情比较呆滞,和他们讨论问题时,不停搓手指。

去到第一家心理诊所,我就说,我是同志,想来治疗。前台当场给咨询师打了电话叫他过来。那位咨询师跟我交流了半小时,他就说,治疗同性恋,要看,有的可以治疗,有的不能治疗。

我们一行八九人,他也没多问,交流了会儿,我们就离开了。

但是到第二家心理咨询机构时,对方报警了。

那家机构在上海的一个写字楼里,我进去就说,我是一名求助者,问他能不能扭转治疗。他看到我在录音,下意识往外探了探头,发现,哦,好多人,跟在我后面录像,就吵了起来。

我跟他解释,他们在拍我的纪录片,但他很愤怒,说我们录像,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,是违法的。

警察过来以后,删了我们所有的视频,又做了一个备案,才放行。

第二站去了南京。

南京那个医院,医生坚定地告诉我,同性恋可以治疗,可以改变。

在他们诊室的宣传栏里,一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简介上写的是,从事心理咨询10多年,擅长同性恋、婚姻家庭、青少年厌学、网瘾、强迫症等心理问题治疗。

在我说明来意后,他们给我做了一个脑功能检测,套一头套,类似于橡皮筋,整个把我的头和下巴,给包围起来,再夹上夹子。我当时特别担心,会不会疼啊,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啊,就一直问他们。做完脑功能检测,还做了90道题的心理基础检测。一并弄完,医生告诉我,可以对我进行MX脑平衡治疗,再配合心理上的支持和适当的药物,10到15天,可以让我彻底改变。

看我有些迟疑,医生说,疑人不用,用人不疑,你要想治疗,你必须接受医生的方案。他还举了几个成功案例,有女同,有男同,有军人,有博士,有双性恋。他还说,我咨询的同时,有一位同志正在接受治疗。

南京站,医院检测项目收据。受访者供图。

在南京,我们还去了一个诊所,它在一个居民楼里,一个两居室,一位上了年纪的“老教授”,一位自称助手的中年女性。我进去后,坐在一个矮沙发上,老教授翘着二郎腿,坐得比较高。我仰望着他,问他,同性恋能治疗吗?

助理说,交了钱,才可以咨询,一千块一小时。

我继续问,能治吗?有确切的把握吗?有把握才能交钱。

老教授就慢吞吞地重复那句话,“你,治还是不治啊”。争执了半小时,僵持不下,我就走掉了。

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。南京站结束后,我回到深圳。有一天,我正在地铁上,接到了上海货车司机的电话,他告诉我,警察让他不要再联系我,劝我先别做了,停一停,警察在调查我。当时我挺担心的,怕他们被牵扯进来,因为听说,可能会罚钱,严重的话,可能会吊销营运执照。

后来去济南的时候,心理负担就重了一些。不过幸好,还挺顺利。

在济南一家医院的精神科,主任医师告诉我,同性恋属于“性取向障碍”,我在那儿接受了和南京类似的脑部检查,以及130个问题的心理测评后,医师建议我,在几个特定穴位,注射一种他也说不清是什么的“因子”,每次4800元,一个月一到两次,再配合心理疏导,一小时五百元。

“以前有人做过嘛?”我问。

医师熟练地问答,“有,有,配合起来(治疗效果)就更好一点”,他还补充了一句,“没有害处嘛,只有好处嘛。”

然后介绍了之前的成功案例。一个贵州男孩,29岁,看上了一个35岁的男人,家人不让他见那个男人,他就要跳楼。家人没招,用绳子把他捆到了医院。“我就给他治了一下”,医师说,“最后,哎,很明显的改善,就没有那么强烈地,一定要见那个男的。”

我就觉得特别荒谬,同性恋,或者说喜欢一个人,竟然可以通过他来诊断。

然后在另一家医院,我进去一问,“同性恋能治疗吗?”

医师直接回复,“啊?同性恋啊,同性恋要住院呐。”

“住院?”我当时也挺惊讶。

他解释说,“住院就是天天针灸输液,同性恋没有药治。”

“输液输啥?”我问他。

“输液输脑蛋白”,他说,“你要想治,就得住院了”,然后立马问我,“手机号?”

我们还在济南遇到一位遛狗的大爷,他看着货车上的字,迟迟不走,背着手问,“你们写错了吧?不是性取向障碍,应该是(性)选择错误吧。”同行的朋友对这个场景印象深刻,他专门记录下来,发到了朋友圈。

在我们拜访这些机构的前后,艺术工作者坚果兄弟在深圳成立了一家公司,叫“深圳把直变弯心理咨询有限公司”,他请了一位有过同性恋矫正治疗经验的心理咨询师来为直人“做治疗”。

我也体验了一下,发现和同性恋矫正一个套路。

他会不断问我童年经历,跟你母亲关系怎样,跟你父亲关系怎样,为什么当时跟母亲的关系会是这样?一直问,来回剖析,找到我不想再做异性恋的原因。

我是二胎,偷生的,童年一直生活在姥姥家,他就分析我对母亲、对女性有一种对立心理,有一种仇恨,想要找一个高大、智慧的人相处,指向男性嘛。通过一系列的引导,分析我,建立起他的话语逻辑。

但其实我是直男,我有女朋友。

坚果兄弟想通过这种方式,向外界展现,直变弯,弯变直,都是一件特别荒诞的事情。所有都很讽刺。

我的感受也是,现实的遭遇比想象中更加荒谬。比如,他们用医师都说不清的仪器,去治疗一个正常人,而且,我明明是一个直人,通过一系列无理的检测之后,他反而坚定地给我治疗。这个也就证明了,同性恋矫正治疗根本不科学。

接下来,我们会继续走完全程,同时接触律师,让更多的人知道,这样荒谬的事情的存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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