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父母出柜 很多时候并不是协商

选择出柜,很多时候并不是协商,而是逼着父母接受事实。我不希望他们在去世那天,都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。

出柜

“同性恋这种现象,我可以接受。

那是别人家的事情”

2008年3月,为了庆祝生日,从容妈妈与朋友、家人一道去了重庆解放碑附近某家西餐厅。她记得那是个天气晴朗的好日子。席间,正读大学二年级的女儿突然递来一个黄色信封,神秘地表示先别看。喜欢的餐厅,亲友的祝福,以及神秘礼物增添的惊喜,这个生日到目前为止令她非常满意。她没能忍住内心的雀跃,悄悄去了洗手间拆信。“对于一个妈妈来说,了解自己真实的孩子,是最好的生日礼物。”信上写着,“所以我要说出真实的自己——我是同性恋。”

从容妈妈感到血液涌上头顶,她甚至能听到“嗡”的一声响。

她知道同性恋是什么。女儿带她去过同性恋酒吧,两人玩得颇开心。某次出游,她从女儿落在车上的日记本里读到关于感情的描述,用的是“她”。从容妈妈很惊讶,用开玩笑的语气试探:“你是同性恋吗?”读高中的女儿否认了。局外人会很清晰地识别出,这些是女儿在为出柜做铺垫——在告知父母自己真实的性取向之前,先向他们普及同性恋知识,减少他们的误解和偏见。

“同性恋这种现象,我可以接受。那是别人家的事情。”从容妈妈说,“但我做梦都没想过这件事会落在我的头上。”

梅姐则是在QQ聊天时遭遇了儿子的出柜。

每天晚上8点以后,山东威海家中的梅姐都会与在上海读书的儿子在网上聊上十来分钟,有时还会开一会儿视频。丈夫在外地,她下班后一个人在家,每天的闲聊是最开心的时刻。那天,孩子讲到他在一个国际公益组织忙“同伴教育”,教大家如何进行安全的性行为。他感到母亲有点发懵,便解释,“就是讲讲使用安全套的问题。”而“同伴”,指的是两个男人在一起。见她对这个话题接收良好,儿子突然打来一行字:“妈妈,我是同志。”

梅姐顺口回道:“我也是同志。”她以为儿子在说他是党员。

那边发来解释,同志就是同性恋,意思是两个男人相爱。

她这才明白过来,盯着屏幕上“同性恋”3个字,眼泪就不由自主往下掉。匆匆结束聊天,梅姐独自坐在电脑前大哭。当天晚上,她把一部叫作《美少年之恋》的电影看了两遍。儿子曾经告诉她,这部电影讲的是同性恋的故事。电影里,父亲发现自己是同性恋的秘密后,男主角选择了跳楼自杀。

儿子出柜让梅姐濒临崩溃,但她告诉自己,首先不能让儿子在她面前消失。第二天,儿子上线后,她说:“我想跟你说一下,我接受。”

儿子很高兴,迫不及待地提出想介绍个人给她认识。他谈了男朋友。

“天啊,这什么情况。”梅姐说。她后来才知道,儿子出柜,是希望与母亲分享他恋爱的喜悦。

“我不希望她在去世那天

都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”

“很多人都在那个节骨眼上,到某个点,被逼到不行,才会讲出来。特别是结婚前后,房子买好了,车都买好,最后纸包不住火。”陈林说,“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去面对父母的态度。因为这件事情只有发生了,才能知道它的结果是什么。”

陈林决定出柜,面临的是另一种极端处境。2008年,男朋友去世给了他很大打击,母亲也在同年查出乳腺癌。两年后,母亲病情恶化,希望能在儿子的婚姻上做一些安排,于是不断安排他去相亲。这年陈林32岁,他想明白了一件事:如果母亲能够理解,那很好;如果不能,做一件能让母亲开心的事,他也愿意。“我是妈妈亲生的孩子,她很辛苦地把我养大。我不希望她直到去世的那天都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。”

母亲的反应出乎陈林的意料。她虽然难过,问他为什么不早点说,但也没有向他要求什么。母亲告诉亲戚以后别再逼他结婚,嘱托已经结婚的女儿“照顾好你哥哥”,并要求女儿如果生了孩子,一定要姓他们家的姓。安排好这一切后,2013年,母亲去世。

朱妈妈的家庭也是被动出柜。2013年,见儿子35岁了仍旧没有带女朋友回家的迹象,朱妈妈决定自己推进儿子的婚事。她去杭州本地的某个父母相亲会替儿子找对象,然后安排两人约会、见双方父母,两个家庭快马加鞭把结婚提上了议事日程。

在母亲看来,事情确实进展飞速。半年后,两个家庭已经在商量聘礼、彩礼这样的操作细节了。朱妈妈准备了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,女方家庭买车。朱妈妈表示要打给女方10万块钱,分担购车款。

儿子没有发来女方的银行账号,却告诉了母亲一个自己初中以来就藏着的秘密:“我是同性恋,不喜欢女孩子。”

他说希望过简单点的生活,所以选择出柜。母亲的逼婚恰好是一个说出真相的契机。此前不涉及结婚时,同性恋的身份好像对生活没什么影响,出柜显得没有必要。最大的困扰无非是被母亲发现夜里不在家,他只需临时编造一个谎言,“我在开会”或者“在外地培训”。

出柜的范围仅限于家庭,面对亲戚或者同事,他不觉得有必要坦白性取向。他说,像自己这样的70后,出柜的非常少,“有些人会选择结婚,所以没必要出。想要小孩的话,也肯定会走入异性婚姻。表面看起来,他们过得还可以。通常生完小孩家里面就不太管了,很多人结婚之后在外面继续找朋友。”

对90后的憨憨来说,逼婚的压力尚未到来,出柜代表了他对生活的态度:我不想隐藏我本来的样子。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:主动出柜,坦白的那一刻最为艰难,往后的路会越走越容易;而被动出柜,一开始找各种借口掩饰很容易,但随着年纪增长,隐瞒真相的成本就越来越高。“长痛不如短痛”,于是在读大学时,他便主动向母亲出柜了。

母亲带他找赣州当地相熟的医生检查身体,雄性激素检查的结果一切正常。不是病,母亲就放心了。只是那个医生让他很生气,始终用一种“小孩子搞同性恋啊”的异样眼光看着他。

现在憨憨在北京的一家同志机构工作,而父母在老家的政府机关。他考虑过自己的底线,如果父母碍于面子,要求他在家乡办一场形式上的婚礼,只摆酒席,不去民政局注册,他也能接受。但现在双方还远远没有达成共识,母亲在见缝插针地撺掇他找个女人结婚,“大不了多给对方点钱。”而父亲纠结于“断后了怎么办”,感到自己无法向家族交代。

憨憨满意的是,至少他不需要像大多数同性恋一样,小心翼翼地屏蔽自己的父母。他们无话不谈,母亲有时向他感叹:“儿子呀,那么优秀的一个男人不属于女人,太可惜了。”

他承认,选择出柜,很多时候并不是协商,而是逼着父母接受事实。这其中,无论是观念问题还是现实问题,父母都需要做出退让。很多人担心出柜会是一种对父母的伤害,憨憨在这个问题上毫无顾虑。“如果真有伤害,她的痛苦不是我造成的,是这个社会对同性恋的歧视造成的。”这也是他说服家人的策略:一家人不要内耗,我们应该团结起来,对抗外界对同性恋的不公平对待。

所谓的宽容,

是我们中国人的中庸之道

接受出柜是一个逐步的、缓慢的过程,从容妈妈的切身感受是,“就像经历一场灾难。”一开始,她的本能反应是逃避和不相信。那段时间她夜夜失眠,反复回想女儿从小到大的每一件事,“就像放电影一样,一幕幕地在脑子里过一遍”。作为一个母亲,她问自己:是不是女儿成长过程中我做得不好?

梅姐那时候特别自责。儿子在上海最好的医学院读书,在她眼里一直很优秀,于是她在自己身上寻找问题的源头,比如,“我在美容院工作,美容师说话尺度都很大,是不是因为我儿子天天和她们在一起?”

云林爸爸则直白地告诉儿子,希望他能够“改正过来”,“我们都是普通人,跟其他人一样就可以了。”父子间没有发生激烈的言辞冲突。从内心来说,云林爸爸感到亏欠,因为儿子在整个小学阶段都和舅舅一起生活,他带着妻子在外地工作。儿子云林尚在国外读书,爸爸表了态:“你就留在英国吧,不管你读到什么时候。这个我可以跟你保证。”

“对绝大多数不能接受的人来说,一个是面子,一个是传统的伦理道德。”云林爸爸说,“很多小孩强调父母应该接受。我跟他们说,你也要站在父母的角度考虑下。你相当于把你父母多年以来的生活目标、道德体系、伦理价值观彻底打翻,必须重建,这是多大伤害你想过没有?”他用写日记的方式发泄对同性恋的厌恶以及对儿子的愤怒,这个方法反倒让仇恨变本加厉。他无法释怀。

儿子放假回国,在楼梯口迎接下班回来的父亲,说要拥抱一下。以前很久不见时,他们都会这样拥抱。但那一次他侧了侧身,绕过儿子上楼去了。他并非有意,但是不知怎么回事,下意识就回绝了。

那是对同性恋的生理性厌恶。之后每每想起这事,父亲都会心痛不已。

红狐在读高中时向母亲坦白了自己的性取向。之后的十年时间里,母亲拒绝接受,并且希望儿子能够改变。在儿子工作半年后,她下了最后通牒:“要是不带个女孩子回来,你就别回家。”

“80后、90后对同性恋的态度可能好一点,但是50后、60后、70后这些社会中坚呢?这里面能有40%接受就很不错了。”红狐妈妈是50后,“同性恋”让她想起“文革”期间有人因为“鸡奸罪”被枪毙。

她并不认为社会对同性恋的接纳度已经提高,而把所谓的宽容归结于中国人的中庸之道。“我周围很多人说同性恋‘太恶心了’、‘容易得艾滋病’。但是一旦说我家的孩子是同性恋,他的态度立马发生180度大转换,‘没什么呀,这有啥呀,现在社会也挺开放呀。’这是我们中国人。”

像很多中国父母一样,红狐妈妈为自己做的人生规划是以儿子为中心的。儿子将来要结婚、买房、生小孩,她的未来就是给儿子买房、带孙子。她在一家研究机构工作,现在已经退休。从儿子上小学起,她就开始为他攒买房的钱,因为“娶媳妇肯定要有房子”,甚至准备在退休后继续找点事做,再给孙子赚点教育经费。

儿子是同性恋,那么这些梦想都不用想了。红狐妈妈很清楚症结所在:“我给他设计的是一个异性恋的未来。他要的幸福、圆满,跟我想的不一样。”

“人生到底是什么?

人生就是无常。”

2016年9月的一个周末,北京东三环一家粤菜馆的包间里,坐满了勇敢说出真相的孩子和他们心碎的父母。这里正在举办一场同性恋亲友分享会。组织方是一个名为同性恋亲友会的民间机构,他们安排已经接受出柜的家庭讲述经历,而尚未接受的家庭则可以来此寻求建议。由于某些意外因素,分享会的地点不得不由酒店会议室改到了饭馆包间。家长和孩子分成两拨,各自围坐在一张巨大的旋转餐桌边。

“你们都是刚刚听说出柜的事情?”从容妈妈问,现在她的身份是亲友会志愿者。这个圈子里,互相交流的时候,身份只有爸爸、妈妈和孩子,真实姓名和身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密。唯一重要的是,他们同病相怜。分享经验之前,她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试着向身边的中年夫妇表达同情和理解,“你们的儿子刚刚告诉你们?”

那位丈夫坐在一旁,一言不发,而妻子始终低着头抹眼泪,半晌应了句,“前一段(时间)。”餐桌上的纸巾用完了,亲友会的年轻志愿者迅速放上两盒厚厚的抽纸。另一对中年夫妇坐在最靠里的位置,一脸郁郁,毫不掩饰内心的痛苦。他们的女儿在今年上半年结婚,家里高高兴兴办了酒席。不料孩子不久前突然告诉他们,她要离婚,因为她喜欢女人。

从容妈妈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家长,他们尽可能回避社交,出现在亲友面前时惴惴不安,不敢提自己的孩子。孩子是同性恋,让父母抬不起头。

“是否出柜,主要看当事人自己准备的情况。而从机构的立场来说,无论是从个体发展、家庭关系的改变还是社会运作的角度,我都希望当事人能够勇敢做自己。”同性恋亲友会联合创办人阿强说,“说到底这是一个事实。同性恋跟父母出柜以后就卸掉了一个包袱,如果能够得到家长的理解,对生活质量、事业和个人情感,都会有帮助。”

“我们这些走出来的人知道痛苦的过程,所以大家彼此分享经历,会产生好多共鸣。没有办法改变他性取向的时候,我们是不是该自己做点什么。人生很短,总不能一直痛苦下去。”红狐妈妈说。她有时觉得个人经验对其他家庭的帮助有限,“你真不知道他的反应是什么。”做公益活动时,她见过各种各样不同的家庭,有的孩子准备了三年,结果妈妈三分钟就接受了,也有的孩子觉得爸妈性格特别开朗,选择直接出柜,结果被赶出家门。

红狐妈妈接受同性恋的契机,是2013年的一次云南行。她在医院见到了儿时闺蜜,一旁的病床上躺着闺蜜不能动弹的儿子。她问:“病了?”对方摇头。红狐妈妈就不敢再问下去。出了病房,躲着儿子,闺蜜才痛哭着说出实情:车祸导致腰椎以下瘫痪。

“她哭得死去活来,孩子才25岁。说如果孩子能好起来,她现在可以去死。”儿子出柜以来,红狐妈妈陷在痛苦情绪中无法自拔,闺蜜的遭遇反倒让她找到了一些解脱。说到这里,她感到有些不好意思,“我是不是太不道德了?拿别人的苦难跟自己比,但真的这件事让我想通了,我想人生到底是什么?人生就是无常。”

分享会上,一对年轻的女同伴侣中途到场。她们的情况只是众多复杂个例中的一个。

“我已经向父母出柜了。”其中一位向大家简单介绍了自己的经历,“现在我的状况是形婚,然后正准备生小孩。”她个子不高,瘦削,短发,负责了几乎所有的发言,她的伴侣安静地陪在一旁,有些紧张,但保持微笑。

她和一个男同性恋维持着一段名义上的婚姻关系。有人为了瞒住父母,选择不出柜下的形婚。也有人和父母一道瞒住其他人,所以出柜后走入形婚。而到场的这位拉拉情况又有些不一样,她希望能够生一个孩子。

形婚且生育,早几年连她自己也不相信会做出这样的决定。她说,人生的前三十年堪称坦途,也可能是太顺了,命运给她安排了一个槛。这个槛是父亲患癌。父母接受了她和她的同性恋伴侣。但看到接受治疗后躺在病床上饱受折磨的父亲,她重新思考了关于孩子的问题。她并不排斥小孩,为了实现父母的心愿,她愿意做出牺牲。

在已经出柜的前提下和一个男同性恋结婚然后生小孩,在我看来这种程度的妥协未免有些过分。但对她来说这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,她说:“你已经做了选择,这是你需要付出的代价。”她决定要一个孩子,于是她这么做了。

比起其他家庭的观念冲突,她面临的问题要现实得多。30岁以后怀孕会变得相当艰难,她不得不接受各种痛苦的检查,尝试各种难以下咽的药物。而就在生小孩的目标终于无比接近之后,她又有了新的问题,这也是带着女朋友参加亲友会活动的目的之一——她希望说服伴侣做同样的选择。

“家里又多了个小孩”

2016年,冷战持续了六年多之后,云林爸爸决定接受儿子。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同性恋的认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。心结仍在,唯一的变化是他渴望这个家能够走出困境,“他不改变,那只能我们去接受。”在儿子30岁生日当天,云林爸爸发过去一封电子邮件,开头是:“你已经30岁了,我们做父子已经30年,难道还能再做30年吗?”

儿子带着男朋友回家住了一个星期,退休的云林爸爸每天为他们准备早饭。他说:“当你迈出这一步,大家真正相处时,比你一个人拼命去想象那个场景要好。想太多有时候会把事情想得很扭曲。”他觉得儿子的男朋友看着很随和,儿子高兴,他也高兴,就像“家里又多了个小孩”。

同事孩子结婚的消息还是会让梅姐难过一阵。在最好朋友的女儿结婚时,梅姐哭得不能自已,儿子也掉泪。他喝多了酒,问妈妈:“我结婚的时候能有多少人来参加?”她安慰儿子:“咱不管多少人来参加。婚礼是自己的,得到祝福当然最好,得不到祝福我们也要好好的。”

梅姐现在和儿子定居上海,远离山东家乡。某次回老家参加同学聚会,38年没见,饭桌上的当年同窗们如今都已经当上了爷爷奶奶。他们问起梅姐的生活,她当场坦白了儿子的事。在座的人一阵发愣,一个男同学走过来给了她一个拥抱,“你太勇敢了。”他说。后来大家热烈地讨论起一位多年不联系的同学,怀疑他那个大龄未婚、中性打扮的女儿“可能也是这种情况”。

接受出柜让梅姐感到骄傲。她会把自己去美国参加同性恋游行、接受媒体采访的新闻发到同学群里,然后接受他们的称赞。有不明真相的朋友跟她讲,“同性恋很恶心,怎么能和这样的人在一起?”梅姐答,“我儿子就是,你要是觉得恶心,我就把你拉黑。”她的心得是——你自己不尴尬的时候,别人不会尴尬,“你一定要让别人觉得很自然。”

红狐妈妈则放弃了让儿子结婚生子的人生计划。现在,她不再替儿子做任何规划,“他完全可以设计得非常好。他很理智,一步步走得非常稳。我不担心。”

她的退休生活里增添了一个重要事项——帮助其他孩子出柜。同性恋亲友会的圈子里,红狐妈妈这样的家长已经和孩子们成为朋友,不时会出来聚餐、旅游,当然,更多时候她要作为志愿者去解答其他孩子和家长的困惑。即便在接受孩子出柜以后,亲友会的活动对她来说仍然必要。公益活动志愿者的身份赋予她人生的另一种价值——为孩子们争取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。

“摊上了咱就认。”圈内聚会时,她会用这种颇有争议的说辞安慰其他父母,因为“家长就爱听这个”。现在她比同龄人拥有更多时间,财务更加自由。这种生活自有一番乐趣,但是,如果有选择,红狐妈妈更乐意过一个带孙子的晚年,“那是一种圆满、完美的感受。”

(南方人物周刊 记者丨朱诗琦,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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